B体育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媒体应该有怎样的担当？主流媒体应当以怎样的实践来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主流媒体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创新现有的报道理念和实践方式，而“建设性新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李嘉卓在《建设性新闻：社会治理的媒体担当》中写到：“建设性新闻”的兴起，是一次报道理念和内容再平衡的过程，是在社交媒体的倒逼下，传统媒体为适应受众的需要、重塑公信力，由一味地报道“坏事”转向“坏事”与“好事”并举、观察与参与并举、揭露与建设并举的新闻实践。在实践中，媒体聚焦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主流媒体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更要主动地为“解决问题”提供媒体智慧、为促进政府与群众的交流搭建好“桥梁”，这既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建设性新闻”是当下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焦点，也必然会成为2021级新传考研的重要考点，希望大家利用此篇推文，认真学习、理解，万一今年就考你了呢？

　　有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出现于2010年以后的数字媒体时代，但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概念与所采用的报道方式并不是一种新的方法，它与积极心理学，和平新闻，公民新闻与对策新闻等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

　　“建设性新闻”这一提法并不是由学者提出的，而是新闻从业者首先提出的概念。1998年，苏珊·贝娜施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讨论了建设性新闻的产生问题，从那时起，“建设性新闻”一词诞生，其后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践行了这种新闻的理念。

　　目前而言，学界对建设性新闻定义的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学界对于建设性新闻与对策新闻、公民新闻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来源或等同于对策新闻，因为它们都更加关注社会议题的解决方法，等同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需求，以此证明其存在的正确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建设性新闻来源于公民新闻，在新闻中融入了民主的理念。这两种观点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公民新闻侧重针对受众的方式，对策新闻侧重对新闻功能的理解。

　　一些学者融合了对策新闻、公民新闻和积极心理学中的不同面向，对建设性新闻做出了更为完整的界定。目前，凯瑟琳·戈登斯特作为建设性新闻的先驱，其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即建设性新闻被定义为将积极心理学方法应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以创造有吸引力的报道，同时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凯伦·麦金泰尔认为建设性新闻必须要运用“积极心理学”策略，并将建设性新闻确定了四个分支：对策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

　　回顾近年来学界的相关讨论和研究，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借鉴解困新闻学的理念，建设性新闻要求新闻业不仅能够揭示问题，同时也需要提供“问题解决导向”的报道框架。

　　建设性新闻在报道新闻事件的过程中，需要在传统新闻报道的5W1H的基础上加入“现在怎样”(what now)这一元素。不同于“扒粪”一类的调查性报道追溯“过去发生了什么”，建设性新闻立足于当下的情势，更加看重未来的发展趋势。

　　建设性新闻力求在报道中涵盖多元的声音，跳脱传统报道中秉持的“官-民”、“富人-穷人”、“施害者-受害者”这类极化的二元对立框架，调和新闻事件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冲突。

　　建设性新闻需要通过报道为民众“赋权”，通过广泛的采访充分了解民意，B体育并通过他们与官方、精英及专家的对话和互动，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避免既有冲突被进一步放大。

　　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在报道争议和冲突时充分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充足的背景和语境，引导公众全面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张力,倡导舆论场的理性讨论。

　　建设性新闻吸纳了公民新闻的理念，避免主流媒体与商业利益捆绑，要求新闻业吸纳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合作，以实现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共识的维护。

　　作为近年来“羽翼渐丰”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形式，建设性新闻与传统的突发新闻和深度调查报道在报道目标、风格、内容聚焦、记者角色上都有所不同。下表通过比较概括了三种主要新闻报道形式的异同:

　　相较而言，建设性新闻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具有面向未来的视野，以及开掘可能的解决路径。它打破了突发新闻紧盯当下和调查新闻追溯过去的视野局限，通过吸纳解困新闻、公民新闻等相关理念，推动新闻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提倡新闻从业者秉持着“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变好”而非“为什么情况这么坏”的思路展开报道，从而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和批判现实向着推动人类进步的维度转变。

　　《建设性新闻：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通过统计文献中所指出的11个对建设性新闻概念的定义，总结出六个共性的特征——解决特定问题，精选公民赋权，维持新闻的核心功能，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未来为导向。

　　解决特定问题指的是记者不仅仅报道问题，而应使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框架去报道社会问题，但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从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指出仍然解决方案可能不会有效，但对受众而言仍是有希望的。记者应该继续对其他潜在的方案提出问题，以免让读者在绝望中感到无助。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果新闻从业者在报道一个解决方案仍不明确的社会问题时，可以选择放弃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中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或提出了无效的解决方案时，对受众的焦虑情绪在统计学意义上而言没有显着差异。

　　就公民赋权这一特征而言，建设性新闻聚焦记者并不是唯一的观察者，而应与公众保持联系。在新闻实践中，记者要询问人们他们想看到的社会问题和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要让社会各阶层和人群的人参与进来，打破刻板印象，跨越性别、种族、年龄、阶级和区域的界限，得到更完整和细致的了解。

　　在定义中提出记者干预这一特征往往会招致批评，违背了新闻客观中立的原则。从建设性新闻的角度来说，虽然建设性新闻是在新闻报道中解决特定的问题，但新闻记者并不直接参与提出解决方案，而是让公民、政客和专家参与这一过程。换言之，受众成为了一个更加活跃的社群，他们能够成为新闻制作过程的参与者。记者所扮演的不仅是传播者与监督者的角色，还扮演着积极的调解者。所以，建设性新闻同样严格坚持新闻的伦理和核心功能。

　　积极情绪是建设性新闻定义中强调的重要特征。学者凯伦·麦金泰尔提出，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五种积极心理技巧适用于建设性新闻：在新闻故事中唤醒积极情绪；提建设性的采访问题，建议记者像一个探索者更容易让对方畅所欲言；报道中要融入方案；新闻工作中要有“PERMA元素”：积极情感、参与融入、和谐关系、集体意义和行业自律；考虑世界的幸福模式，不仅要考虑所有事件包括冲突、灾难、消极和悲剧，还要考虑事件进取、成长、合作和恢复等方面。

　　面向未来则强调记者不能只关心当天发生的事情，而是要通过询问未来的可能性来为新闻增加新的维度。在新闻报道中提供有关解决方案的信息，会促使受众继续消费新闻，关注新闻中所提到的解决方案，进而增加关注未来的可能性。

　　建设性新闻的目的是维护新闻业的核心功能，比如充当监督者向政府问责，提醒公众潜在的危险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相较于积极新闻中的许多故事被认为是“废话”或是一些有趣的动物或者小孩子的视频，建设性新闻中所具备的新闻核心功能使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是同步进行的，其代表人物——海格拉普和戈尔登斯泰德——横跨学界和业界，有意识地跳脱“美国中心主义”的影响，其理念逐渐渗透进各国新闻媒体的实践中。由于这一理念的早期倡导者大多来自北欧国家，其实践成果也更为丰富。丹麦广播电台（DR）将其纳入新闻采编室的工作准则中，鼓励记者和编辑从建设性的视角切入新闻报道。丹麦电视二台（TV2）开办了一档晚间新闻栏目“我们能做到”(Yes We Can Stories),以建设性的思路践行电视新闻的正能量叙事。

　　除了北欧国家，其他欧美国家也紧随其后，将建设性新闻理念融入新闻生产流程中。比如，荷兰新闻网站“记者网”(De Correspondent)在新闻采编室中专设“建设性新闻记者”岗位，以提升此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将这一理念纳入新闻报道中。《》在其网站上开辟了“修复”(Fixes)栏目，从对相关成功案例的深入报道入手，积极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国际报道领域，BBC世界台则开辟了“BBC世界服务”(BBC world service)专栏，栏目的名称恰好与其台名一致。CNN也开办了“大事记”(Great Big Stories)栏目，报道各国具有示范和启迪意义的凡人创举，探讨针对各类陈疴积弊的“解困方案”，履行其作为全球媒体的社会责任。

　　建设性新闻在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经历了种族屠杀的卢旺达，记者倾向于在报道中突出积极的进步意识和融合理念。一项范围更广的全球性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社会中，记者会更积极地介入新闻事件，以自身的力量推动事件发展和社会变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建设性新闻的理念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用“建设性”的理念和策略报道社会问题也是中国新闻媒体一贯的传统。1987 年，经济日报围绕“关广梅现象”的全国大讨论获得全国新闻奖特等奖，该报道提出了当时广受争议的议题：租赁、拍卖等改革，是否偏离甚至违背了社会主义方向？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一万多位读者来信、来稿参加讨论。该报道最终促进了政府部门对于这一现象的调查和关注，推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网络传播兴起后，我国媒体组织公众参与公共议题讨论有更多的创造性成果，如2006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网络新闻名专栏”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焦点网谈”，2012年获得“中国新闻名专栏”的人民网“议政广场”等，都体现出媒体动员社会力量解决现实问题的成效。

　　我国业界与学界还出现过关于新闻工作者“建设性角色”的大讨论。2013年3月22日，湖北日报推出“我是建设者大讨论”专栏，刊登了老新闻工作者许万全的来信。随后，三峡宜昌网、中国宜昌网制作了“我是建设者大讨论”专题 ；中国记协网开设“‘我是建设者’大讨论：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共圆中国梦”专题；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要做共圆新闻梦的建设者》等。有学者总结，新闻的“建设性”体现在媒体的质疑精神和舆论监督中、体现在媒体的典型报道和新闻宣传中、体现在媒体推动制度创新方面以及体现在媒体的社会动员与公益活动中。

　　随着新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的“建设性”内涵也在拓展。2018年6月29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打造的南方传媒智库矩阵正式揭牌成立，在2019年南都智库产品发布周“智媒赋能治理”高峰论坛中，南都报系总裁梅志清表示:南都希望通过智库建设，重新定义内容，让新闻产品变为思想产品，让深度报道变为专业报告，让参与社会监督变为参与社会治理，让平面的单一的传播变为立体的多元化传播。

　　在西方语境下出现的“建设性新闻”，其反传统的实践探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建设性新闻”首先作为一种新的新闻价值被提出，它呼吁记者重新定义新闻价值，在除了有关破坏和冲突的报道外，还寻求并报道进步与合作的事件。“建设性新闻”不仅作为对传统新闻价值的补充与重构，其还是在21世纪新背景下对新闻业角色变化的更根本的反思。外国学者通过对全球记者角色的调查，认为跨国差异出现在四个角色维度上:监督角(Monitorial)、协作角色、干预角色以及调解角色。有学者认为“建设性角色”是新闻业的第五个规范性角色，作为“ 建设性角色”，新闻业的中心作用是通过发挥建设性作用，为解决当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铺平道路。

　　“建设性新闻”可以使受众有效得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事务，同时也加强了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联系。同时，建设性新闻可以提高人们对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榜样的认识，从而鼓励参与和模仿。新闻受众观看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后，他们会体验到高度积极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够促使其帮助他人。因而，建设性新闻被认为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国家服务。

　　“建设性新闻”在全球范围开展实践，但其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状态等社会现实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建设性并不是一个预设的理念，而是一种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实践。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也应顺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新闻从业者可以因地制宜地探索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媒介规范的建设性框架和报道方式，遵循“ 再语境化”这一思路。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只要“建设性”秉承“向上向善”的理念，面向公众、面向问题、面向未来、面向行动，促成一个更积极的新闻业，进而促进社会进步、全球问题的解决，就是富有意义的。

　　客观、真实报道是新闻质的规定性的全球标准，建设性新闻的主观引导性和事件干预性引发广泛争议。新闻业的客观性被视为民主自治的基础，新闻媒体提供事实和公正的信息，使公民能够做出独立和理性的决定，因此客观性被称为新闻业的“不死之神”。建设性新闻的批评者指出，建设性新闻忽略了现实的一些严峻问题，使新闻业与客观性、自治权、批判性等价值观相距甚远，新闻业的权威性下降。但拥护者认为，建设性新闻并不是要掩饰负面问题；有学者称要经常与社会的鼓吹者保持距离，试图在建设性新闻与倡导性新闻之间划清界限，并将建设性新闻置于传统新闻监督角色范围之内。建设性新闻以理性调查和探求真相为基础，避免客观性逐渐演变为新闻业的一种仪式性策略，实质上对传播主体提出了更高专业性要求。但从操作层面而言，新闻质的规定性与意义导向之间很难建立起全球性通约标准和调试机制，对本国的“建设性”报道未必不是对他国的“破坏性”报道。媒体赋权过程中的职责错位与媒体审判似乎有了更大的空间。

　　当政治、专业、市场三种力量形成相互依存、彼此监督并达到一种平衡结构时，建设性新闻方具有较大的生长空间。当下媒介生态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政治、市场、专业力量的扁平化挤压了建设性新闻的成长性，媒体基于真实、客观、公正、全面报道原则的专业力量不断萎缩。政治正确和国家主义催生了西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西方媒体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成为政治角力的武器。我国媒体在一些重大事件或者问题揭露报道中受属地保护主义的影响导致的“失明”或“失语”亦会制约建设性新闻的发展。

　　市场的利益导向推动商业媒体和网络平台在进行新闻信息传播时重视冲突性、戏剧性、异常性等框架策略带来的“流量”“爆款”等新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建设性新闻的成长空间。传统媒体场域与新媒介场域传播力的此消彼长呈现出舆论场的话语割裂，舆论引导权开始下沉移动网络空间。以微信为代表的圈层传播使得用户居于自己的“信息茧房”内，造成群体极化。这种传播图景既给建设性新闻发展带来困扰，也充分证明其发展的“现实之需”。

　　建设性新闻是在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上，重塑新闻内容生产的积极性、策略性、前瞻性与建设性。虽然建设性新闻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倡导吸引公众参与媒体的讨论和对话，甚至采用众包方式吸纳公民记者参与新闻生产过程。但从事建设性新闻的记者要具有主流价值观、文化自觉、客观报道与建设性表达能力。同时，“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以社会共识和公共利益为导向，为公共议题的解决寻找有效的出路”，这要求媒体具有更专业的新闻记者。但随着媒介格局的变化，主动或被动离职的专业记者日益增多。从某种角度上看，调查性记者是建设性新闻的重要力量，但“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

　　受地位、待遇、环境、机制等因素影响，专业记者的新闻理想和社会认同感也在不断弱化。同时，技术赋权下UGC的大量涌入改变了传播场域的话语体系和舆论格局。由于网民素质参差不齐，谣言与假新闻泛滥，非理性、情绪化表达以及个人主义与商业诉求加剧了网络空间的冲突性和混乱性，不利于公共问题的解决和公共价值的维护，从而消减了建设性新闻的主体性张力。

　　马克思·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强调欲达目的之效果和手段，而价值理性则强调意义与价值合理性。当今，5G、算法、人工智能、VR等技术飞速发展，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机器人写作、算法推荐、智能分发等应用为新闻媒体的转型发展带来动力与巨大想象空间。但市场和资本控制下的技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新闻传播场域时有发生，低级迎合性故事与偏见冲突性观点更能驱动流量变现。B体育人文精神、情感温度、德善伦理等人本价值在技术话语中尚未充分体现，给提倡价值引领、促进社会共识的建设性新闻的构建带来挑战，也给建设性新闻的传播主体探索如何以包容多元的心态与技术共生，让技术向真、向善、向美的方向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之本身提出了新的课题。技术迭代也会给建设性新闻发展带来机遇：通过大数据可发现复杂问题间的相关性，预测其发展趋势，从而提出有效解决方案；采用人工与算法结合的方式可对用户进行信息分发，既体现人的专业价值判断，又实现精准分发，从而对用户实现针对性的价值引领等。

　　要思考将西方建设性新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的可能性，必须将这些本土话语与西方概念进行比较和对话，而不是以“中国化”的名义简单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在西方建设性新闻传入之前，我国早就在谈新闻的“建设性”，并明确提出了“建设性批评”或“建设性舆论监督”。尽管它们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和改善现状，但这里的“建设性”和西方所说的建设性仍有不同。西方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的落脚点是公民和社会，我国所说的“建设性”，强调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建设性”在我国除了指新闻要对公民和社会有利，还要保证不损害党和政府的利益。这是西方语境中的建设性新闻不具有的内涵。

　　中国新闻界所说的“建设性”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与生俱来的品格。因此要将西方建设性新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特殊语境，不能简单移植。

　　当下我国提倡“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理念，它不仅要求记者宣传国家建设新成就，B体育也要求媒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宣传国家建设成就符合我国业界对新闻建设性的普遍理解。我国媒体从业人员所理解的“建设性”除了“通过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政府解决具体问题;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包括“建构一个积极的地方形象，提高美誉度”。这种理念与西方所谓建设新闻(development journalism)类似。建设新闻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认为新闻应着力报道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不过，建设性新闻的提倡者却明确将二者划清了界限:建设性新闻不是建设新闻。

　　此外，虽然西方建设性新闻与我国的“正面宣传为主”都批评负面新闻过剩，B体育但中西对“负面新闻”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西方语境中，负面新闻过剩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消极影响，造成受众对媒体的疏离。在我国，负面新闻过剩还被认为有另外一层影响，即破坏党和政府公信力。因此，“正面宣传为主”要求新闻报道不仅要有利于公民和社会福祉，还要对党和政府有利。

　　在“正面宣传为主”基础上，从2015年开始，我国不少媒体推出所谓“暖新闻”，并将之等同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暖新闻聚焦日常生活中的“暖心小事”、好人好事，试图树立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典型，本质上仍是一种典型人物报道。西方的建设性新闻关注的是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议题，而不是“小事”。建设性新闻虽然也谈“典型”，但这种典型是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成功经验，而不是践行某种价值观的典型。

　　“暖新闻”不仅不是西方所说的建设性新闻，甚至走入其对立面。建设性新闻坚决捍卫新闻的核心功能，即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功能、提供有用信息的功能、提示公众潜在风险的功能。“建设性”只是一种形塑新闻的基本框架，其关涉的是“如何报道”而非“报道什么”。从这种意义上讲，建设性新闻不是“好事新闻(good news)/积极新闻(positive journalism)”，更不是报喜不报忧。在实践上，积极新闻也曾一度在西方流行，但渐渐陷入困境。B体育20世纪70年代英国BBC广播一度推出“积极新闻”栏目，但不到几年就宣告失败。而目前经常被建设性新闻提倡者用来举例的积极新闻网站，也并没有数量可观和固定的读者人群，影响力不可高估。

　　民生新闻曾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站在百姓视角，播报群众关心的事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它不仅涉及舆论监督报道，也提供生活服务类信息，它还鼓励受众参与新闻生产，因此拉近了媒体与受众的距离。从这些特征来看，民生新闻虽然在西方似乎找不到对应的概念，但却兼具前文提到的服务新闻、公民新闻、解困新闻之特征。从这个角度看，民生新闻尽管热度已大不如前，却更接近西方“建设性新闻”，或许可以成为将建设性新闻纳入中国特色主义新闻学理论的切入口。

　　不过，民生新闻在实践上与西方建设性新闻也有不同。首先是民生新闻对负面信息处理不当造成的伦理问题。一些借助暗访的调查报道，常常容易从通俗滑至低俗。而伦理问题一直是西方建设性新闻关切的核心之一，耸动的、煽情的报道方式是其坚定批判的对象。其次，西方建设性新闻关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全民福祉和社会进步，本质上是硬新闻。民生新闻容易出现报道内容的软新闻化，过剩的生活服务类信息挤占版面，对更重大的社会问题反而敬而远之。这种趋势近几年变得尤为显著，在许多城市的民生类电视节目和都市报中，天气变化、菜价涨落、家长里短等竟成为报道主体，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切悄然不见了。

　　建设性作为一种新闻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相通的。无论是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必然要求，还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媒建设性新闻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建设性新闻实践是党媒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党媒走建设性新闻实践之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共筑美好幸福生活。

　　“积极与参与”是建设性新闻的核心要义。所谓“积极”，即以正面报道为主，给人以“向上向 善”的信念和力量，即便是揭露问题的报道，其动机也是善意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其社会效果也是积极正面的，在报道问题时会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或方案，而不是把问题一揭了之。所谓“参与”，指的是媒体和用 户 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介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去，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共筑美好生活。

　　西方建设性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有其合理内核，其所主张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倡导的“以正面报道”为主、所强调的“建设性”具有一致性，应作为一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归依的新闻理念来吸取。

　　中国的党媒，自建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原则中，也一直体现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坚持舆论监督中的积极向上的动机、坚持鼓励人民参与办报、共同参与社会与国家治理。这些原则方针同建设性新闻理念所倡导的内涵是一致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中心任务从革命到建设的大转换，党报新闻理念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地强调建设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同时也要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媒体发展规律，增强其吸引力和感染力。舆论监督要与人为善，以积极效果为导向。这些观点既坚持了建设性立场，又蕴含了积极、参与的思想内涵。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就必然要求建设性新闻实践成为党媒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