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近年来，西方建设性新闻的兴盛引发了国内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2019年以来，有关建设性新闻的研讨不断升温。相关研究机构已经建立，相关学术成果频频出现，以建设性新闻命名的媒体实践亦受关注，建设性新闻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持续，热度不减……

　　在新传考研中，你也会发现处处都有它的身影，建设性新闻到底是什么？今天来读三篇蔡雯老师的论文，给你的“建设性新闻”来个大扫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持开发了我国第一个“新闻传播学案例库”。担任“马工程”教材《新闻编辑》首席专家。出版《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新闻编辑学》《媒介融合与融合新闻》等专著与教材14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任“中国新闻奖”评委，担任多家媒体的顾问和特约阅评人。

　　“建设性新闻”的概念始现于2008年的丹麦，随后引起了欧美国家业界、学界、教育界的关注、实践与讨论。2008年时任丹麦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负责人的乌尔里克·哈格鲁普在丹麦报纸专栏中撰写“建设性新闻”一文，他认为，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应该以建设性的新闻标准来补充传统新闻价值，这样有关死亡、破坏和社会苦难的报道就可以与有关解决方案、提供灵感的报道以及具有建设性影响的其他报道保持平衡。B体育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新闻”被引入实践时，将分别在具体新闻生产流程、新闻媒体组织惯例以及新闻业定位三个不同的层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它既可以是微观层面的一种操作技巧，用于具体的新闻采写过程之中；又可以是中观层面的一种指导原则，成为某一媒体的行动指南；还可以是宏观层面的一种理念，串联起新闻业界、学界、教育界与社会公众。

　　“建设性新闻”的兴起被视为是对新闻业“危机”的应对。21世纪专业新闻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变化：

　　（1）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新闻，双向、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补充甚至取代单向、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同时，其“去中介化”特征赋权公众，使其能够自制新闻或是参与公共新闻的生产传播；

　　（2）与此同时，“伴随人际，物品和思想的流动性日益增加，国家间的经济和政治日益相互依存”，全球化使得新闻业面临如何联结全球视角以及本地视角的问题；

　　（3）个性化即“个人脱离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过程”，它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个人选择自由，但同时增强了碎片化，人们变得更注重满足自己的个人兴趣和需求，新闻业面临公民社会的逐步瓦解与虚拟社区的形成；

　　（4）同时，非正式化带来“传统的等级距离特别是垂直距离逐渐消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缩短，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职业的权威因此而消解，其中，国外的新 闻 记 者 作 为“ 第 四 权 力 ”（TheFourth Estate）的权威也被进一步消解，新闻业面临着信任危机。

　　在此社会环境中，新闻业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即如何赢得公众信任并重塑新闻业自身价值。

　　传统的西方新闻媒体以“看门狗”自诩，记者试图将报道的“批判性”建立在冲突与负面之中，因而犯罪、冲突、事故往往位居新闻头条，在一项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中，排他性、坏消息和冲突排名前三，而好消息排名第14位。人们认为这描绘了一幅过于阴沉的社会现实图景，加剧了听众的绝望感，他们试图摆脱那些引起他们焦虑的新闻，形成新闻回避。同时，冲突性报道通常存在着偏见，影响公众、新闻业和民主进程。

　　“建设性新闻”在报道中不仅揭露社会问题，同时添加解决方案，寻找可借鉴的经验，并用可信数据证实方案的可行性。报道中的“冲突性”不在于突出人与政策、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解决问题时遇到的困难。

　　案例：2010年，在其官方网站开通了专栏“Fixes”，旨在“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能够运作的原因”。以其报道《利益冲突正在扼杀回收利用》（The Conflictof Interest That Is Killing Recycling）为例，报道首先说明“回收利用”遇到的困境即利益冲突问题，随后提出8个问题包括“你认为人们应该怎么做”“个人能做什么”“政策制定者或其他关心回收利用的领导人能做什么来拯救这个行业”等，并通过相应回答，阐明利益冲突扼杀回收业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问题，重点解决哪种问题，个人如何行动，政府部门如何配合等。同时，该报道中积极寻找成功经验并提供解决方案，还通过数据支撑该方案作为解决措施的可能性，用数据证实“标准化回收标识”的有效性。除此之外，该报道指出“回收利用” 与“大型回收公司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该“冲突”不构成“人与政策或是政府”之间的对立矛盾。

　　建设性新闻在传统的新闻问题（谁、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如何）上增加一个“那么现在或是下一步（我们做什么）？”的问题，并提出可能达成这种理想化未来的具体方案。记者通过询问受访者相关问题是否可以解决、人们如何合作或者他们设想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进展，从而将关注点从当下发生的即时性事件转向面向未来的视野。

　　案例：英国 INKLINE 是一个专注于正面新闻的国际新闻媒体平台，网站上设有“好新闻”（Good News）、 “ 佼 佼 者 ”（Go-Getters）、“ 火 花 ” （The Spark）及“激情澎湃”（Chase That Passion）4个建设性新闻栏目。其报道《香港新兴的教育改革》（HongKong’s emerging education revolution）中介绍了中国香港新兴的教育平台OWN，该平台试图通过联结理论教育与实践操作来增强学生能力，在采访中，记者提问创始人娜塔莉·陈（Natalie Chan）“到目前为止，您创办的OWN产生了什么影响？OWN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娜塔莉·陈表示“目前我们影响了4000人，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希望能够影响成千上万的学生”，并且表示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实施路径是“在其他地方同样实行OWN在香港的模式”。

　　在“建设性新闻”的报道中，会试图让多方或让对立双方发声，增加报道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以促进多方讨论的方式以期达成各方的共同理解。

　　案例：的《我投票给克林顿，您投票给特朗普，我们来聊聊》（I Voted Clinton. You Voted Trump. Let’s Talk.）以及《聊聊吧：克林顿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在科罗拉多州》（Let’s Talk: A Clinton and Trump Supporter Together in Colorado），报道认为，在选举中，人们因为所在社会、城市的不同以及所阅读的新闻来源不同，而分化形成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希望将一些选民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聊聊他们的期望与忧虑、对选举的看法以及对彼此的看法”。

　　“建设性新闻”采访中提倡“循环提问”（Circular Questions）与 “反思性提问”（Reflexive Questions）的建设性策略。“循环题”提问方式试图发现相关事实所处的语境，例如：“这对您（或其他事物、人等）有何影响？”和“您对其解释是什么？”；“反思性提问”则促使受访者反思针对该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新可能性，这些问题是面向未来的，例如“您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等。

　　案例：在英国 INKLINE《使卢旺达有纯净水资源》（Making clean wateraccessible in Rwanda）的报道中，一家社会企业试图为解决卢旺达的水资源短缺而努力，记者在采访时问到，“让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动对您来说至关重要，能否进一步介绍您的计划？”。在《我是黑人女性，为了黑人女性》（For black women，by black women）的报道中，记者提问创办人“如果您可以对世界各地的有色女性说些什么，那会是什么？”。

　　在“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对于相关的事实数据以及报道设置超链接，提供相应的背景信息，不仅能够增加报道的可信度与真实性，还能促进读者对于报道事件有更加全面的理解，B体育同时，如在捐款报道中附有捐款页面的链接，还能为受众进行具体实际行动时提供方便。

　　案例：在的一篇题为《准备捐款？让你知道你的钱都买了什么》 （Planning to Donate? Know WhatYour Dollar Buys）的报道中，相关的捐款活动“给你干净的水”（Give Clean Water）、捐款页面“马上捐款（give directly）”以及相关的报道“让慈善接受检验（Putting Charities to the Test）”都设置了超链接，点击即可看到相关报道。

　　在“建设性新闻”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向人们询问他们希望解决的社会议题与问题，与公众合作以获取有趣的视角和信息来进行报道，并试图促进公众讨论和信息、情感、意见、价值观、兴趣和观点的交流。

　　案例：卫报在创办“对策与创新”（Solutions and innovations）（后改名为“正面”The Upside）栏目时，曾发布《厌倦了到处都是可怕的消息？那么点击这里》（Fed up with all the dreadful news out there? Then click here），报道中邀请读者“在下面的表格中分享您希望看到的有关故事、未来趋势、创新和人物的建议。”并且在该栏目每篇报道的文末设有专门的评论区，读者可留言评论，并且该报对评论进行了摘选，以气泡的方式进行呈现。

　　“建设性新闻”首先作为一种新的新闻价值被提出，它呼吁记者重新定义新闻价值，在除了有关破坏和冲突的报道外，还寻求并报道进步与合作的事件。“建设性”作为一种新的新闻价值，不是要颠覆传统新闻价值，而是对于以往实践中过于强调“冲突性”的纠偏，媒体的批判性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行解释——不应该仅仅重现问题，它应该包括针对现实问题人们可以做什么、如何改进以及如何减少问题，在此意义上，它们通过创造更全面、更具代表性的世界图景而保留了客观性和准确性的新闻理想。

　　“建设性新闻”不仅作为对传统新闻价值的补充与重构，其还是在21世纪新背景下对新闻业角色变化的更根本的反思。传统上，新闻工作者被理解为扮演监督角色，但富有建设性的记者不会“像中立和无私的观察者那样远离事件的发展，而是参与，干预，参与并促进变革”；同时，建设性新闻记者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进行报道，其工作的独立性表现为对社会进步观念的支持。因而，“建设性新闻”角色处于“监督角色”与“协作角色”的中间地带。同时，“建设性新闻”将受众同时视为公众与个人身份，一方面其专注于社会问题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其致力于为受众“个人生活”提供信息与指导，对于受众的定位也使得其处于“干预角色”与 “调解角色”两者之间。因而，有学者认为“建设性角色”是新闻业的第五个规范性角色，作为“建设性角色”，新闻业的中心作用是通过发挥建设性作用，为解决当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铺平道路。

　　通过实验发现，“建设性新闻”唤起诸如希望之类的情绪可以对读者产生积极影响。除了为受众带来积极情绪，“建设性新闻”被检验能够吸引“通常是传统新闻组织很难接触到的人”——年轻人，受过中等和中等教育的人们以及对新闻不真正感兴趣的人群，进一步促进其社会参与度。在此意义上，“建设性新闻”可以使受众有效得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事务，同时也加强了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联系。

　　同时，建设性新闻还可以提高人们对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榜样的认识，从而鼓励参与和模仿。新闻受众观看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后，他们会体验到高度积极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够促使其帮助他人。因而，建设性新闻被认为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国家服务。

　　“建设性新闻”在全球范围开展实践，但其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状态等社会现实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建设性并不是一个预设的理念，而是一种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实践。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也应顺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新闻从业者可以因地制宜地探索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媒介规范的建设性框架和报道方式，遵循“再语境化”这一思路。

　　在全球范围内，只要“建设性”秉承“向上向善”的理念，面向公众、面向问题、面向未来、面向行动，促成一个更积极的新闻业，进而促进社会进步、全球问题的解决，就是富有意义的。

　　我们认为，不宜把西方语境中的概念和行为视为唯一标准，简单地套用来解释中国本土的新闻实践活动。因为任何国家新闻事业的基本属性都是由其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中国的新闻事业是中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要在中国相关法规和新闻政策的框架中运行，这就决定了我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既要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又要积极主动地引导舆论。这种主观意志和客观存在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中国新闻媒体在既定角色下的使命和责任，也决定了其新闻报道要立足于党和国家的立场，以人民为本，将维护本国利益和推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相统一。由此而言，新闻报道的“建设性”本来就是我国媒体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体实践的应有特点和必持之策，而不是由西方“舶来”的概念或仿造品。

　　中国新闻媒体的“建设性”观念和新闻实践只能是在中国国情和语境下生成和发展，它与西方媒体的“建设性新闻”在实践操作层面上会有一些共同之处，如都集中体现媒体对于社会问题的主动干预和介入以及对社会公众的正向激励和引导；但是，两者在立场、宗旨和新闻管理规则上却一定会有差异。也就是说，中西方媒体以“建设性”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可能跨越国家和地区的鸿沟，也不可能超越本国的立场和利益追求去摆脱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媒体规制而完全一致或相同。

　　“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是媒介新闻编辑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所从事的决策与设计性工作，以及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媒介定位与新闻编辑方针的确定，二是媒介新闻单元（指媒介产品中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那一部分）的设计与采编机构的设置和管理，三是新闻报道的设计与组织。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改革中，策划和组织新闻报道就是最受中国新闻媒体重视的一项采编业务。一方面因新闻媒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主动积极应对，通过策划组织报道，以高品质内容取胜；另一方面也出于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为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理想而主动作为。

　　但是，新闻从业者介入报道对象中，也容易引发一些问题。20世纪末国内新闻界围绕“新闻策划”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焦点主要指向这类介入式新闻，人们容易对其动机、方法和效果产生质疑。从实际情况看，新闻记者介入报道客体的伦理和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成功的与失败的案例都出现过不少。业内对“隐性采访”“体验式报道”一直有争议，因为获取新闻信息的手段不当，不仅影响新闻传播效果，有时还会引发纠纷。除非是媒介开宗明义宣告发起社会公益活动，否则对于报道客体的诱导、干涉，都可能会因为改变了客体的自然状态和发展趋势，引起受众的怀疑和反感。

　　因此，新闻界也一直在讨论：是否可以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而侵害个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如何把“隐性采访”带来的风险和伤害控制在最小程度?大家逐渐形成一些共识，如认为“隐性采访”必须遵守公共利益原则、能显不隐原则、场合公共性原则与损失最小原则等。

　　与西方媒体标榜自己的独立性不同，中国媒体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政务，成为建设性新闻所彰显的中国特色。而且，中国媒体参与政务，在媒体融合发展时期呈现不断强化和深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新闻媒体借助网络和新媒体，由过去连接政府和民众、推进上下沟通的“中介”变为促进社会各方直接对话的“平台”。在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后，新闻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通过网络平台发动网友提供新闻线索、讨论社会问题、给政府献计献策、以问政栏目为群众搭建与政府沟通的桥梁等。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出现后，新闻媒体连接公众的渠道更加便捷。各类新闻媒体机构都普遍开设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扩大信息传播范围，加强和用户的交流与互动。

　　案例：如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人民好医生”移动客户端在疫情防控阶段成为信息和服务的双重平台，一方面发布权威专业信息，另一方面开展物资援助与在线咨询。该平台让疫区群众的医疗、生活物资需求与公益援助信息及时对接，让新冠肺炎患者能够及时获得医治。

　　其次，通过媒体融合和平台建设，新闻媒体由党和政府的“宣传员”发展成为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政务合作方”。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不少媒体机构承办了当地政府的新闻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成为政务媒体的运营者和政府代言人。此外，新闻媒体自身的任务也不再局限于新闻内容的采制和传播，运用大数据加强预测性、对策性信息的生产，为政府、企业等各类特定对象提供更细分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新的趋势。媒体办智库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现象。

　　最后，随着媒体融合的进一步深化，部分基层媒体机构开始向“政媒一体”转变。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就表现出这种变化。2019年，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明确规定：“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有些融媒体中心本身就是由新闻媒体和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新闻中心联合组建的，中心负责人由当地政府的领导兼任，“政媒一体”的新架构决定了这类融媒体中心实际上已经是政府机构的延伸。这种组织架构和功能设置，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媒体机制的中国特色。从长远发展看，在国家顶层设计和政策导向下，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在社会治理方面所担负的任务将越来越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性”作用也将继续增强。

　　论文精讲#3：试论中国新闻的建设性——基于我国专业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新闻传播的观察和思考

　　（1）2019年路透社报告显示，39%的受众认为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过于负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闻回避。在公众层面，B体育建设性意味着在新闻报道中实现积极中立（positive neutrality），形成对世界全面平衡的报道，向观众提供向前看的观点，避免新闻报道对于公众情绪的消极影响。

　　（2）面临新闻所处环境中信息化、全球化、个性化、非正式化的改变，建设性新闻将受众视为公众与个人兼具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其专注于社会问题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致力于为受众个人生活提供信息与指导。

　　（3）建设性新闻重构新闻业与公众的关系，重新定义自身，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的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制作出可以激发人们更多灵感的新闻并促进对他人的理解，传递更加乐观、B体育充满希望的世界观，进而为改善公民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改善公民与社区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贡献力量。在社会层面，建设性目的指向保护公共利益、推进民主政治。

　　（1）我国专业媒体报道并未如西方媒体一般突出事件的负面性特征，而是一直遵循用正面报道鼓舞和启迪人的路径。当技术赋权人人可发声时，自媒体或能更快地提供信息，成为新闻首发者，特别是在负面事件中，专业媒体有时受制于外部因素难以及时发声，回应公众真正关切的问题。这说明中国新闻建设性的目标设立更应重视切合本国实际，将公开、公正、全面、客观，尤其是不回避矛盾和问题作为要旨。

　　（2）西方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认为，中国记者较大程度履行协作者角色，记者服务于国家发展议程，旨在帮助政府达成社会共识，同时在具体新闻实践中，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可同时担任多种角色。尽管仅用协作者来描述中国新闻工作者角色特征被认为本土化特性被遮蔽，但协作者一定程度上仍能从社会总体水平上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角色。新闻业与政治权力间的距离影响新闻业在监督者与协作者之间的坐标位置，中国新闻业角色建设者的转向始终较为靠近作为协作者的一端，B体育而这即涉及建设性在社会层面的指向。

　　（3）西方建设性新闻的目标在社会层面指向公共利益与民主政治。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二为”方针，强调将公民与社会作为建设目的。但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必须坚持“人民性与党性的统一”。因此，我国新闻的建设性还具有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的意涵。

　　综上，中国语境中的新闻建设性，在目标层面上与西方建设性新闻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

　　西方建设性新闻在操作层面强调报道应避免过于突出冲突与负面的元素，对传统新闻报道模式进行纠偏，这也反映出其监督和审查政府等权力机构、揭露社会弊端的单向性角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和变化，需做出调整。我国新闻媒体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的角色规定恰恰与此相反，容易出现的问题不是过度报忧，而是对问题预警和权力监督有时难以到位。

　　例如，根据“丁香园”发布的《武汉病毒纪事——2020年的第一场疫情》，2019年12月下旬，武汉出现非典病例的流言出现在社交网络。2020年1月3日与1月5日，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接连发布关于“不明肺炎”公告的情况下，武汉两家颇有影响力的都市报均未对相关信息进行报道或跟踪。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媒体规制决定了新闻媒体所践行的建设性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意志范围内，有助于推进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在媒体的具体新闻采制活动中，从业者的职业理想和外部权力因素的张力一直存在，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各类媒体步调不可能完全一致，正如疫情暴发早期，既有受制于外部力量，回避问题的，也有付出努力调查事实真相并向社会发出警报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新闻的建设性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负重前行，直面社会问题，更好地实现其监督与预警的功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

　　西方建设性新闻侧重现实中令人振奋的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我国新闻一直强调的正面宣传为主。实际上，在我国对于何为正面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正面宣传就是好的、积极一面的宣传，正面宣传强调的是宣传什么，讲的是内容，也是对报道题材的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正面宣传本身对报道题材选择并没有什么绝对的限制，社会效果的好坏是检验宣传是不是正面宣传的唯一标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方针，不仅指以对‘正面事实’的报道为主，也应包含以正面报道的手法去报道各种新闻事实”，这里的各种新闻事实就包括对负面事实的报道。

　　案例：新冠疫情热点新闻传播中，专业新闻媒体对于现实的呈现恰恰说明，内容正面的新闻不一定具有正向社会传播效果，而负面内容的报道也未必就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湖北日报》的报道《有召必回!湖北宜昌市医务人员徒步七十里返院战斗》遭质疑和批评。

　　也有报道负面内容获得积极社会效果的。第一财经《现场视频丨武汉东大门出城通道畅通无阻》在“封城”当天的报道中成为网络爆款，发挥了直接的舆论监督作用，文章发布后一小时，相关出城通道被全部封闭。

　　中国新闻媒体对于建设性的实际操作显然比西方媒体有更加复杂的社会因素，以往的新闻改革中提出的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实际上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产物。媒体在内容与效果方面的把握以及两者的关系处理中，还需根据本土的现实条件继续进行探索和改进，并且要有充分应对各种困难和阻力的思想准备。

　　新闻的建设性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以新闻传播的实际效果为考量，而这种效果还与接受信息的公众心理紧密相关。作为方法的建设性要求新闻的选择和采制要预判其可能的影响，不仅对报道内容本身负责，且对报道产生的结果负责。我国始终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两者的统一取决于呈现现实的媒体策略。

　　西方建设性新闻的这一特点在我国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同样有突出表现，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一些自媒体揭露红十字会物资分配存在问题后，带转网友@BigWayneWu发布的关于武汉协和医院物资紧缺的内容，提问究竟是物资紧缺还是物资分配环节存在问题。多元主体的互动，倒逼相关部门信息公开，相关责任人受到惩处。

　　建设性的新闻报道将公众视为理性的社会成员，不仅通过报道让其了解正在发生的问题，达成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还鼓励公众参与解决方案的制定。如2020年2月4日开始，《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联合全国媒体资源面向全国征集新冠肺炎求助信息。专业媒体作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促进公众有效参与其中，真正对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了作用。

　　建设性在方法层面将受众视为兼具公众与个人的双重身份，不仅专注于社会问题的重要议题，还致力于为受众个人生活提供信息与指导。澎湃新闻的《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凤凰网在人间living的《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都向读者描述了发生在疫区现场的普通人的故事。在更低的时间成本下，人们有更多的心境去消化第一现场的故事，形成共情，舆论主体更加认识到亲历的分量，这与公众对事实源头的追究形成了呼应。

　　然而，联结公众作为建设性的实践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也会面临风险和争议，如疫情期间央视频实时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过程，有人认为这种“饭圈化”的助力方式轻松、有趣、参与性强，但更多观点批评其“严肃新闻不应该被娱乐化”。可见，要真正实现新闻的建设性目标，媒体不能将受众视为消费者（粉丝），而要帮助其以公民为身份，以理性为基础，共同为公共事业而行动。

　　西方建设性新闻在时间性上体现出的面向未来在我国疫情期间的一些新闻传播中同样有所表现。如疫情初期，《管轶：这次我害怕了》一文虽引起争议，但财新记者对管轶的采访提问如“如何研判接下来疫情走势”以及“作为个体，现在可以做什么，应该如何做”等，都有关注事件未来走势及解决问题方案的特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也有报道出现错误的未来导向，如被批评人为制造乐观，不是疫情拐点就是新药见效，害得专家们还要接受二次采访，或直接线上推文，四处辟谣。新闻面向未来的取向不仅体现在聚焦“现在该怎么办”“下一步要做什么”，还在于对问题关注的持续性与连贯性，以及新闻报道的多角度和全方位，能够带给公众全局观和前瞻性。因此，先报道客观事实，随后再跟进事实发展、全面呈现事实、进行深度分析、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等，全景式与过程式报道本身就是方法的建设性。

　　建设性新闻是新闻学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比较新鲜、非常热门的话题，但说新其实也不新了，20级考研时，它就已经出现在了清华、人大、西南大学等院校试卷中，在21级考研中更是有超过20所院校考到，是妥妥的重点。去年关于建设性新闻的真题也已经罗列在上面了，从题型来看，还是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为主，案例分析题也有可能，实务操作题考察的概率比较低。同学们以“理论+案例”的标准去掌握即可。

　　相信同学们也发现了，今天的三篇论文都非常好用有没有？包括建设性新闻的兴起缘由、实践特征、业务要求、社会影响等等，并且在多处进行了中西方的比较分析，观点和案例都很充分，直接用来答题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在做“媒体社会责任”、“舆论引导”等题目时，这些观点和案例也都可以用上，最后一篇论文讲新冠肺炎期间我国媒体的建设性新闻实践，还可以用在答“健康传播”时。总之，要学会用一篇论文，解决多个问题。

　　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

　　晏青，凯伦·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编辑之友》2017年第8期。

　　唐绪军：《建设性新闻与新闻的建设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S1期。

　　好了，本期论文精讲的内容就是这些。三篇精讲论文和补充论文的PDF版我们都已经帮你下载、打包好了，戳下方链接即可领取！下期见～

　　[1]蔡雯,凌昱.“建设性新闻”的主要实践特征及社会影响[J].新闻与写作,2020(02):5-12.

　　[3]蔡雯,凌昱.试论中国新闻的建设性——基于我国专业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新闻传播的观察和思考[J].编辑之友,2020(10):55-61.